当然，严谨、准确、周全是好的理论文章的最基本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做到七个“量”不容易，但如果至少做到其中两到三个“量”，理论文章就能实现差异化，避免同质化，就能实现百花齐放。我这儿为什么没有谈经常讲的“流量”或者“引用率”“传播量”？因为一些好的理论文章不一定当时就能被接受。只要读过哲学史、思想史，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坚决反对浮躁浮华之风，对好的理论文章来说，质量与“流量”“引用率”“传播量”并不能简单画等号。有些理论文章的水平和质量，作为知识生产、创造，确实不能只看当下社会反映，而要靠历史和实践来检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的重要要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下功夫去做。这是我的体会。

第三，坚持密切联系实际，为促进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国家治理实践作出新贡献

这是对《国家治理》杂志的第三个方面要求。这方面，我们杂志始终坚持以理论联系实践为办刊理念，实现以理论发展指导地方实践、以实践探索推动理论创新的双向互动，做了大量实地调研。还要继续一如既往地深入基层、企业、机关、学校，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参考、评价服务、决策咨询，为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要更好地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时代答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不断创新实践探索，全面提升我们《国家治理》杂志的刊物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就要努力做到以下五点。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是基础，是根本，同时也要坚持创新。不创新，我们的理论文章就会面目可憎，难以让大家真正接受。新时代做好理论研究工作，既要深挖理论背后的重要内涵、科学本质和原点性的实质，拓宽理论阐释的角度、维度和思维方式，又要注重创新理论的话语机制与方法。问题是行动的先导。办好理论刊物要坚持守正创新，关键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直面问题，积极释疑解惑、正本清源，在学术化、学理化阐释中做好我们的文章，从而激发思想理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方面我们有了问题意识以后，创新就有了立足点。现在关于治理确实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这些天的一些社会现象，确实需要我们共同地思考怎样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好，也给我们提出了很严峻的课题。如果没有创新的思维，也很难把这些问题往深里走、往实里做。

对于理论期刊来说，守正是基础，是根本，同时也要坚持创新。理论期刊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舆论导向，将宣传、研究、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探索作为主线，把该守的守住守好。同时，在守正的基础上，理论刊物也要坚持创新，办出自己的特色。不创新，我们的理论文章就会千篇一律、循环论证，进而不再具有阅读价值，变得面目可憎，难以被大家真正接受。创新既包括形式上的创新，也包括内容上的创新，理论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阅读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内容上的创新。

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坚持守正创新，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牢牢把握价值引领方向，不断创新办刊思路理念、探索数字时代理论传播创新路径。守正，首先在导向上必须坚持正确引导，发挥好党报党刊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发挥好党的创新理论阐释传播作用。创新，不仅仅是办刊方式的创新、媒体融合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办刊理念、办刊模式的创新。要凝聚创新合力，以期刊自身创新引领学术创新，为加快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二是坚持述学立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是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两大任务，一是述学立论，二是建言献策。理论刊物必须坚持政策性、思想性，但其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学术性、大众性、专业性，通过述学立论，成为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阐述、体系化构建的重要阵地，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力军。

坚持述学立论，要做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还要做优秀学术成果的培育者，不断挖掘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搭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载体平台，促进更多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要做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者，在推动自身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同时，引导作者推出更多具有正向能量、知识含量、信息含量、思想含量、逻辑力量、文字质量、眼界气量的精品力作。

三是坚持胸怀天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第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理论研究并不是闭门造车，坚持胸怀天下，必须深刻理解现代科学来自何处，深刻理解我们自身的优势又在哪里。要立足中国现实问题，扎根中国大地，广泛吸收传统的、现代的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做好我们的理论文章。要看到无论是现代自然科学还是现代社会科学，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怎么样做，这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的命题。必须与国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话，发展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够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