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能推动社会进步吗？在专访时，薛晓路说：“命题很宏大，但对每个真诚的现实主义创作者而言，当然会抱着一种期待。”
电视剧《危险关系》已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收官，但相关话题的热度依旧。刚开播时，很多人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编剧新作”的标签来聚拢注意力，为该剧聚焦PUA（精神操控）的主题能第一时间在受众层面建立认知。25年前，薛晓路与同学姜伟合作，以梅湘南的遭遇敲响警钟，让家暴渐为大众认知；25年后，在《危险关系》里，薛晓路以编剧兼导演身份层层剥开名为“体面”与“爱”的糖衣，向观众揭示那些更隐蔽的精神控制与情感摧残。
新剧里的颜聆并不只是虚构的人、孤立的案例，她是许多在精神操控中自我怀疑的灵魂。起初，薛晓路希望，颜聆的故事能带给观众一些很朴素的帮助：“让大家对PUA的常见话术和技巧有所了解，遇到类似情况能有警惕心、有防范意识，不至于陷得太深。”
如今22集内容剧终，网上的讨论仍在发酵；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以这部剧为起点，专门制作播客，从司法层面探讨近几年我国在处罚精神虐待方面所做的努力。凡此种种，让创作者深觉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价值。“这样的创作像镜子，脱胎于社会现实；它更可以是一团火，一直在传递。”
从社会调查里，挖出创作的“火种”
《危险关系》的创作始于漫长的社会调查。
2019年，薛晓路被新闻报道的“牟某虐待案”即“北大包丽（化名）案”戳痛了：“我是当妈妈的人，我女儿那会儿差不多就是十九、二十岁的年纪。难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暴力，让好好的一个女孩子，上个学、交个男朋友，就走向了如此结局？”
一半身为母亲的本能，一半来自创作者的自觉，薛晓路带着疑惑查找资料。这一查发现，PUA关系不是什么个体悲剧，也绝不是独属于单一性别、某个人群的悲剧。2017年的翟欣欣案；2020年广东一青年疑遭女友精神控制自杀；2020年，插画师“玫瑰机关枪”同样因为PUA走上绝路……“触目惊心，我下定决心，深入探究背后真相。”
除了创作者身份，薛晓路日常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我常跟学生们说，要想当个好编剧，首先要当一名好记者。这是写现实题材不能回避的，因为只有经历足够的调查、深入的研究，你对那个题材的感知才是最准确的。”于是，2020年起，她一个70后，带着三名80后和两个90后，踏上了深度调研之路，到现实土壤里挖掘创作的“火种”。
然而，PUA关系的私密性、精神伤害的难以界定性以及受害者的社会羞耻感，让薛晓路和团队的调研起步相当困难。“最开始，我们只能‘薅’身边人，找朋友的朋友来聊，但样本量太小又不具备典型意义。”直到与一个反不良PUA公益组织“小红帽”联络上，团队才接触到大量受害者的真实案例，了解到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PUA培训组织”存在。“我逐渐意识到，PUA现象背后，不只是一个痛苦的灵魂，也不只是一套类似电信诈骗‘杀猪盘’的话术，而是像冰山一样，存在隐蔽、残酷且产业化的危害。”她甚至见过那些隐秘社群的内部群聊，“毫无底线、令人发指”。
愤怒渐渐沉淀，薛晓路和团队决定，《危险关系》要写透两种PUA。一种在社会层面，包括商业化的PUA培训组织和类似于“杀猪盘”“五步陷阱法”这类基于PUA技术理论的团伙犯罪；另一种更隐蔽，是像剧中罗梁、徐枫那样，内心扭曲、靠PUA获得快感的病态的人。“我们既然了解到这些情况，就有义务把它呈现出来。”薛晓路说，对恶的揭露，既是对普通观众的警醒，也是为受害者洗刷污名的一种努力。
在剖析人性中，与社会共御“恶”的发生
不同于肢体暴力，PUA这类精神操控既隐蔽又渐进式。它的难写，一方面难在要将“看不见的操控”具象化；另一方面，又要谨守边界，避免让观众产生“PUA无处不在”的错觉。
让看不见的显化，薛晓路和团队向真实要素材。“剧中呈现的培训内容、层级组织等手法，都是真实的。”甚至，为了搜集资料，创作团队也像剧中老卢那样，佯装报名买到了真实的系统“教程课件”。“我们把PUA的过程、肌理、技巧，更细致全面地剥开给大家看，就是想让观众看到，PUA怎样一步步渗透、击垮一个人，而容易成为受害者的，又有哪些心理成因。”
而要谨守“度”的边界，守护社会情感层面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创作者的方法论是“给观众开全知视角”，让施害者、受害者与全知视角交叉叙事，观众自会分辨，PUA与普通的争吵区别何在。更重要的是，“创作是写人，而非写事”，有了可信的对人性的剖析，真相自会慢慢浮现。
历经十几轮的剧本修改，2024月9月，《危险关系》开机。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类似，《危险关系》的男女主角也是医生和老师。单亲妈妈颜聆博士毕业，在大学任教，高知、理性，因特殊的情感经历对异性高度戒备。罗梁则是有高学历、高智商，也有童年创伤的操控者。设立这组人物关系，是创作者给自己抬高门槛，“为什么一个比普通人防范心更高的高知女性也会掉入PUA陷阱？难度越高，观众越能看清其中的运作逻辑，警示作用越强”。更关键的，她不想把颜聆简化为一个“恋爱脑”，“更不能巩固一些既有的偏见，好像说到受骗，受害者就是没什么文化、没什么见识、少不更事的。事实证明，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都可能成为施害者的‘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