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三强告诉他国家要搞一个“大炮仗”开始，邓稼先就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艰巨，又是多么伟大。的确，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工作以来，这项伟大事业的发展速度令世界刮目相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奉命回京参加工作会议。本来十分魁梧的他，一下子消瘦了许多。会议期间，他上卫生间，半天出不来，急得会务组派人去敲门，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有痔疮，拉不出来。”
会议间隙，邓稼先抽空去了解放军总医院，想开一点润肠药就回来。谁知，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要求他必须立即住院。
哪里是什么痔疮，是恶性肿瘤。邓稼先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因为癌细胞的侵蚀，邓稼先便血严重，医生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肛肠指检了。
“同志，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住院。”邓稼先央求道。
“这里不是会议室，这里是医院。”医生的回答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现在，邓稼先终于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8月6日，手术做完了。很快，活检确诊报告出来了，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4天后，邓稼先做了大手术。医生在邓稼先下腹部左侧安装了一个人造肛门。喜欢无拘无束沉浸在工作中的邓稼先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可是他又毫无办法。这是他为了中国核武器事业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作出的牺牲。
在解放军总医院，邓稼先总共住了363天，先后做了2次大手术和3次小手术。住院期间，止痛针从每天一针改到每小时一针。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现在，大把的空闲时间突然来了，邓稼先感到有些不适应。然而，他转念一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是先解决那些放心不下的问题吧！
尽管饱受疼痛的折磨，邓稼先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要给中央写一封关于核武器的建议书。1985年8月，在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邓稼先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条子，请同事给他送一些材料和书籍来。他要在做第三次手术之前的几个月时间，完成这份建议书。他还请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同事来医院，一起研究起草这份建议书。
那些天，邓稼先找了一个橡皮圈放在椅子上垫着，忍着疼痛，一字一句地斟酌、推敲、修改。邓稼先告诉他们，核武器同所有尖端科学一样，世界各个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奔跑，我们绝对不能落后，不然就要挨打。1986年4月，邓稼先和于敏以联合署名的方式提交了建议书。
1996年7月22日，于敏、胡仁宇、胡思得3位科学家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的文章，悼念邓稼先逝世10周年。他们深情地写道：“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识远见……”
★“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与了32次，其中15次是由他在现场组织指挥的，但他从未见过氢弹爆炸火球。因为他要一直盯在指挥所里。在1980年的一次空爆试验时，邓稼先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刘伟请示，自己可不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氢弹爆炸的火球。那时，他已经知道以后要暂停空爆试验了。刘伟当时没有回答他，过了几个小时，他让秘书通知邓稼先：“老邓，你还得待在指挥所里。”邓稼先听从命令，毫无怨言，默默坚守在最后一次空爆试验的指挥岗位上。
邓稼先住院后，杨振宁从美国专门回来探望这位令他敬佩的同乡同窗。当他走进病房，看到昔日风度翩翩的挚友变成瘦骨嶙峋的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交谈中杨振宁得知，邓稼先将获得的万元奖金只留下了20元，剩下的都拿出来让大家分了。这让他感佩不已。后来，杨振宁撰文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告别时，两位老友留下一张宝贵的合影。在邓稼先故居的展陈上，我看到了这张照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见邓稼先的嘴角有血迹渗出。那时，他全身已经出现大出血的症状，长时间接触核辐射，使他的身体遭受了很大伤害。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邓稼先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通讯文章介绍邓稼先。在隐姓埋名28年后，邓稼先的名字才被正式公开，他献身核武器研制的英雄事迹开始被人们知晓。
“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这是邓稼先弥留之际对妻子许鹿希说的话。
7月29日，邓稼先全身大面积出血，下午1时59分与世长辞，年仅62岁。妻子许鹿希记得，丈夫临终前还留下一句话，表达了对中国核武器事业未来发展的期许：“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直到临终，邓稼先还在想着他献身一辈子的事业，想着祖国，想着未来……张爱萍闻讯后，心痛不已，作词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