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个村镇、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140期节目……赵玉顺在拍摄社会纪实类节目《遇真纪事》的5年来，将镜头对准农民、土地、作物，记录下村镇生活的“样貌”。目前，《遇真纪事》已经有51.6万粉丝，单集最高播放量近500万次。

赵玉顺说，在湖南山村里长大的他，对“村镇”这个词有着复杂的情感，祖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要走出大山。2013年他考上大学，远离家乡。但毕业多年后，他又“逆行”回归乡村拍摄《遇真纪事》。为何发生这样的心理转变，赵玉顺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他制作这个社会纪实类节目的初衷。

毕业后一边打工 一边开始拍摄工作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我就好像在被“往外推”——好好读书，以后去城市里找个好工作。没有人会说以后要在村里种一块好地。我奶奶是文盲，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我，“顺伢子，你以后要去北京读书，不然去上海也行”。你要往外走，城市代表你的未来。

我也这样拼命“走出去”了。2013年，我来到海南一所二本学校上大学，读新闻专业。那时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在当地一家都市报实习，除了想努力在城市里落脚，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地方可去。

6岁时，我爸妈离异，他们又各自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小学时要写关于父母的作文，我都是把爷爷奶奶的故事套进去。我对爷爷奶奶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在我高中和大学时的相继去世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我会觉得我的家没了。

2017年本科毕业，从实习记者、见习记者，再转为正式记者，我用了一年的时间。但刚转正7天，我就辞职了，想去记录和表达与自己更贴近的事。

辞职后，我来到三亚最南边的一个小岛——西岛，在这里的工作是给岛上正在开发的小渔村做公众号，拍视频、照片，写文案，记录跟这座岛有关的一切。

我要记录岛上的婚丧嫁娶、民俗历史，甚至是更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怎样制作加贝壳粉的槟榔，怎样跟着阿姐上山割野生仙人掌，做出一道具有奇特口感的炒仙人掌……拍摄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很感兴趣。

做了两年半后，我还是离开了这个小岛，想去体验大城市的生活。此后，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2020年3月，我来到深圳投奔大学同学，在一个文化公司里拍宣传片。在这里，我认识了贞贞，《遇真纪事》里的“真”就是她，“遇”是我。

一年后，我俩北上来到北京，在一家公司里做宣传项目的采写、拍摄工作。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中国传媒大学搬到梨园，又搬到果园，通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在地铁里，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从村镇出来的。那时，我和贞贞就有了做《遇真纪事》的想法。

2021年7月，我们坐绿皮火车到了广州，一边继续打工挣钱，一边开始了自己的拍摄。基本每个周五下午，我们会租车去周边拍东西，一直到周日晚上，有时甚至是拍摄到周一上午直接去上班。

后来，城市和县城很少拍了，发现跟自己更贴近的还是村镇。那些稻子、麦子、水果、农作物，还有村里面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才是我所熟悉的。有一次，我们在潮汕拍摄时，拍到了一个网友的爷爷，他特别感动，因为一年到头，他也就见爷爷一次。对于很多在外工作的人而言，对家乡的认知已经缩短到春节那几天。

从被采访者身上 看到爷爷奶奶的身影

贞贞那时说，出去搏一把吧，我们才27岁。

2022年5月，我们辞职离开广州的城中村，落脚在她的老家——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上。当我俩开着租来的小轿车快到小镇时，贞贞在马路边上把车停了下来，说要等天黑再回去。因为当时又不是过年，我俩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带回来了，村里那些看着她长大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议论我们是不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没有出息才回来的。

那时，我们不出去外拍时，就待在镇上。这个镇非常小，渐渐地，周围的人也开始对我们嘘寒问暖，有的甚至旁敲侧击地问“是不是病了”。

有一天贞贞的姨婆还过来找她说，镇上超市在招收银员，要不要去试试，每个月1800块，要懂用电脑，站着收银就行了，还说贞贞要比那些大妈们更有竞争力。

那之后不久，我贷款买了一辆小车，和贞贞开启了“路上的生活”。

去南方我们开自己的车，去北方先走大交通再租车。我们基本上都开在村道、省道、国道上，不怎么上高速，这样可以随时停下来去跟地里的人聊天，比如说，地里主要种什么、收益怎么样。

我俩会根据卫星地图，看哪里有山、河、丘陵、森林、耕地。了解一个地方的方式，不是看它的城市里建了什么，而是它的地里种了什么。前后5年时间，走过了全国超过1100个村镇的水田、鱼塘、旱地、果园，采访了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

我们首先去的是广西。2022年8月，我在广西河池大化县的红水河边，遇到了两位70岁左右的大叔。他们年轻时都在广东打过工，一个在东莞做玩具，一个在深圳拉石头，直到年纪大了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