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要在学问上出人头地，当时实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我可以望尽天涯路，但是我必须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替学生补习数学，争取给家庭一点补助。我走遍了香港岛、九龙各地区，上门教授学生，我的第一个学生只低我一年级。收入也很微薄，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去做。有时要走相当长的山路。为了争取时间读书，一路上拿着书本看，有时候也思考数学的问题。

当时我读遍了能找到的数学书籍，有些书籍是从吃饭钱省下来到旧书档买的。这些书并不连贯，要看运气，都是从内地运出来的，有些是中学用书，有些则是大学用书。这样子念着，虽然不求甚解，但努力用功，还是有不少裨益。

当时没有图书馆，我常跑到市区中的书店，站在书架前看书，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书店老板居然没有阻止我，大概是认为我好学不倦吧。

需要说的是，我看的书不是准备高考的书，任何有意义的书我都会阅读。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会带着一本书，一有空就拿出来看。

尽管我在中学名列前茅，但没有得过任何奖项，我不在乎。我始终没有忘记人生的目标是成就不朽的学问。我也很清楚，如果我长期在当时的香港，顶多做个井底之蛙，香港的老师们，不可能带领我望尽天涯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数学的水平已经远超同侪，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目标。

念大学时，我常到图书馆借书看，但是那里书并不多，也不知道主流学问的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幸好得到一位年轻老师的赏识，推荐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终师从陈省身先生。这可以说是我做学问最大的转折点！

陈先生的名字我早有所闻。父亲去世那年，《明报月刊》转载了一篇文章，是陈先生的简要自传，叫作《学算四十年》。

看了文章，我才知道中国有数学家在海外出人头地，甚至还有如陈先生这样完成不朽之业的大师，这使我茅塞顿开，有大丈夫当如是的感觉。现在在他做学问的地方念书，教授中又不乏大师，我的精神至为振奋！

我在伯克利的第一年，陈先生到外地休假去了，但是围绕在我旁边的都是良师益友。老师有非线性微分方程大师查尔斯·莫里（Charles Morrey）、拓扑学大师埃德温·斯帕尼尔（Edwin Spanier）；年轻教授有布莱恩·劳森（Blaine Lawson）、凯伦·乌伦贝克（Karen Uhlenbeck）、多里安·戈德菲尔德（Dorian Goldfeld）、鲁弗斯·鲍恩（Rufus Bowen）、伍鸿熙；同学则有比尔·瑟斯顿（Bill Thurston）、比尔·米克斯（Bill Meeks）、约翰·米尔森（John Millson）、郑绍远等，真可谓一时之盛！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当年冬假20岁时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比较有意思的论文，这篇论文在我21岁那年夏天发表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上。

陈先生刚好休假回来，见到我的时候，一脸笑容，大概是高兴没有押错宝吧。毕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没有毕业，由他力挺，进入了伯克利的研究院，虽然他是大教授，难度也还是不小的。他回到伯克利后，我请求他当我的博士指导老师。

他对我期望很高，一开始就要我解决黎曼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陈先生是很宽容的导师，大概见我没有继续和他讨论这问题，就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

过了两个月后，他要求我在他的几何讨论班演讲，介绍我刚到伯克利时做的文章。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几何讨论班，能够在讨论班上做演讲是个荣誉。

当天来了50多位听众，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中有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教授，他是陈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生，是我演讲题目的专家，看来他很满意我的工作。

过了两天，陈先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可以毕业了，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我自问学问还是不够扎实，还需要学习，但又考虑到香港家人经济不好，早一点毕业，可以让母亲和兄弟姊妹生活舒适些，所以听从了陈先生的建议。

我师从陈先生，学习了复几何的陈氏特征类，对我的学问有裨益。陈先生60岁那年，在我行将毕业时，送了一本他写的书给我，书名叫《不具位势原理的复流形》（Complex Manifolds without Potential Theory）。他在书中亲题赠言，说：“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

这几句话使我受宠若惊。30年后，我写了一副对联给陈先生，中间有句叙述此事：“留书赠言，墨迹犹在，相期未负平生。”

我父亲早逝，陈先生无论在学问还是在事业发展上的教导，都继续了我父亲的遗训，影响了我一辈子。

但是，正如我少年时没有全部听从父亲的教导一样，我喜欢探索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院一年级时，我师事莫里先生。受他启发，我决定要以新的观点来研究几何学，利用非线性微分方程去构造几何结构，也通过几何的观念来研究非线性方程。以后郑绍远、孙理察（Richard Schoen）、凯伦·乌伦贝克、莱昂·西蒙（Leon Simon）、克利福·陶布斯（Clifford Taubes）、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李伟光（Peter Li）等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共同努力，解决了一大批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