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位素示踪技术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农业产量，但作为一种信息采集工具，它可以为安全使用农药提供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在深入了解杀虫剂的作用机制后，相关人员就能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农药。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

　　当时这种农药全部依赖进口，不仅药物价格高昂，采购周期通常也在3—4个月。

　　陈子元发挥化学专业特长，决定自力更生合成标记农药。

　　1963年到1966年，是同位素实验室团队追踪农药残留研究的重要时期。陈子元和同事先后合成了15种同位素标记农药。通过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他们对各类常用农药对农作物的吸附、残留、转移、消失和分解等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经过无数次实验，明确了农作物农药残留量与施药的数量、次数、时期、方式等有关。

　　20世纪80年代，核农学研究迎来“科学的春天”。

　　陈子元逐步将关注领域扩展到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核农学的研究和应用拓展到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范畴，并且覆盖生产全过程，开拓了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农药及其他农用化学物质对人畜、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的新领域。

　　“工作从零起步，为什么推进效果这么好？”面对记者的提问，陈子元给出了最朴实的回答：“因为我走在农村的大地上，走到农民中间，帮助农民们解决问题。”

　　陈子元经常说，不能让为农服务成为空话。他本人很愿意到农村去，努力将专业知识融入农业生产，解决实际生产面临的问题。

　　1983年至1989年，在担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期间，他同样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坚持为地方农业和经济发展服务。浙江农业大学培育的“浙辐802”水稻等成果得到大面积推广。

　　资料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核农学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0%。

　　先做人再做事然后做学问

　　学术研究要力争最好，学科建设要拔得头筹，办学要争一流，进而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外表儒雅的陈子元对“第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凡事力争第一，但又不“唯第一”。

　　陈子元一直保持写总结、作记录的习惯，这也是他的学习秘笈。

　　他懂英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在农学所工作时，每天早上都要比正常上班时间早到至少20分钟，不干别的，就是自学外语。他还随身带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看到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会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休养期间，他经常翻阅《让核技术接地气：陈子元传》一书。来访人的名字、单位、时间，被他一行行整齐地记录在书籍内页空白处。“2023年2月后就不记了，太多了。”老人笑笑。

　　因为有跨学科的背景，陈子元对核农学的研究态度一直特别开放、包容。他经常说，千万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实验室里，要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土壤、化学、植物保护、动物免疫都和核农学有关，不仅要将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也要把各学科面临的问题综合起来。这样可以找到面向农业生产的共同课题，并把各学科的尖端技术落实到农业生产上。

　　20世纪70年代，由于农残超标，我国出口的部分农副产品遭遇退赔。国家有意制订一个农药安全使用方面的标准。因为浙江农业大学起步较早，陈子元成为“农药残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重点研究项目第一主持人，牵头开展相关研究。

　　这项工作持续6年，参与的科研人员多达近200名。他们来自全国43个高校和科研院所，涵盖农业、化工、卫生等多个领域。陈子元将他们组织起来，编制完成《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年逾九旬时，陈子元仍坚持每天步行上下班，早上在办公室阅读学习，下午则到实验室转一转。所里很多青年教师很愿意和他讨论问题，听听他的意见。陈子元感慨，年轻一代的研究课题比过去更深入了。

　　陈子元在医院休养期间，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虽然行走已经有些吃力，但他一定亲自送别每一位前来看望的好友后辈。记者采访时，陈子元也是不断地说着谢谢，坚持把大家送至门口，目送上电梯，并挥手告别。

　　在给记者的题字本上，他用秀丽的字体欣然写下几个大字——“做人做事做学问”。

　　“最重要的还是做人，人这个字写起来很简单，一撇一捺，只有两笔，但做起来却很不容易。”陈子元说，“我的学生不管成功不成功，首先要求要有科学的道德、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我想，这些总不会错的。”

　　这也是陈子元百年人生的真实写照。

　　（中国核学会对此文亦有贡献）